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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31 00:12:21

                                                          查艳说,“目前器官移植的需求量非常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肾炎、糖尿病、高血压都容易导致尿毒症。现在透析的患者有60万例,需要透析的患者有100万例,无论是透析的还是没有透析的,需要肾移植的患者每年是10万到20万例,但现在每年只有1.2万多例获得肾移植。器官移植部分来源于突发事件以后的器官捐赠,但发生突发事件后,很难出现像第787条这种有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器官捐赠,这条可否增加一点,由近亲属及顺位继承人来决定捐赠器官?”

                                                          委员朱明春表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均寿命提高了,三代、四代同堂的情况不少见。现有法律规定如果没有人继承,财产归国家和集体所有。法定继承人扩大范围,更有利于私人财产的合理保护”。

                                                          也就是说,因重婚、早婚、近亲婚、“骗婚”等原因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当事人,或者因被胁迫结婚、婚前未告知重大疾病等原因请求撤销婚姻的当事人,只要对无效婚姻、被撤销婚姻的发生并无过错,均可以同时主张民事损害赔偿。

                                                          委员刘修文提出,继承人范围过窄与市场经济充分尊重私人合法财产权益不相适应,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大小,表面体现的是可以继承遗产的亲属的范围,实质上是国家对公民私有财产特别是被继承人遗产的尊重;同时也与我国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的情况不相适应,“四世同堂”已经变得寻常,甚至“五世同堂”也会出现。

                                                          对此,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法律应增加规定,对满8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应征求其本人意见。“这样有利于未成年人在父母离婚之后有一个相对较好的成长环境和成长条件。”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郭军说。

                                                          “红旗原则”即如果侵权事实显而易见,像红旗一样飘扬,网络服务提供者就不能装做看不见,推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还有观点认为,2015年“南京虐童案”等虐童事件表明,现行法律主要对收养条件、收养程序作出了规定,但收养追踪评估制度缺位。建议除民政部门之外,引入居委会以及第三方机构等社会组织,通过长期的追踪评估,判定收养关系是否遵循了“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

                                                          不过,有的委员提出,孩子参加哪些活动受伤后“自甘风险”?“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不宜过宽,应限定为体育比赛等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同时建议明确教育机构在组织这类活动时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对于上述修改,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收养条件应当进一步放宽。委员陈文华就提出,“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可以收养,这一款不应该成为收养人的限制,世界上把收养视为一种慈善行为,是一种善举,只要有善心、有能力,没有其他不良的情况,我觉得善举是完全可以的,不应该限制”。

                                                          新京报:还有其他理由吗?